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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著作出版的时代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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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出版总署于2012年9月底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文件(以下简称通知),此文件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学术著作出版质量,推动学术著作出版繁荣发展,树立良好的学术风气,提升我国学术著作的创新能力,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值得认真学习。

  《通知》内容第一条给出了学术著作的概念与涵盖范围;第二条指明了学术著作的出版方向、方针与意义;第三条指出落实文件的单位为各出版单位,要求加强选题论证、评估,探索新评审办法;第四条强调了学术专著图书的构成,详细指出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索引的定义与使用要求;第五条要求严格把关学术著作的内容水平与出版质量;第六条说明了通过奖项与基金申报与验收、出版单位年检、等级评估等来检查出版社执行文件的情况;第七条指出了如何在学术著作出版中落实责任编辑制度,把任务落实到具体责任人;第八条鼓励出版单位形成学术著作出版体系,加强出版工作制度化建设;第九条要求各省级新闻出版局及各出版单位的主管部门共同引导、鼓励和监督各出版单位的学术专著出版工作。总署这次重点整治学术专著出版,侧面反映出了目前该领域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学术专著出版属于专业出版,与教育出版、大众出版相比,知识附加值高、社会效益好、投入少、风险小,但经济效益低、发展速度缓慢、带动系数小、短期内综合效益一般。转企改制前,出版单位属于事业单位,书刊出版的主要任务指标是社会效益;转企改制后,出版单位成为了公司制企业,出版书刊的主要任务指标也进行了细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都变为一种定量经营指标,经济效益凸显。学术专著出版工作也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发生了较大变化。

  一、学术著作出版的主要矛盾由经费短缺、渠道单一转变为专业编辑的短缺。

  在激光照排技术、美术设计软件发明之前,专业出版领域只有经典学术成果中的经典才有可能被出版。那时,出版工作基本全部靠手工完成,效率低、周期长,相对比那个时候的经济物质条件,绝对属于“高投入的知识密集型行业”。我国对出版机构的管理一直采取“行业所属、多头管理”的方式,在出版社处于全额拨款、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阶段,出版社存在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所属行业的生产与研究服务,因此,编辑们基本上具备较深的专业背景与行业认识,学术著作也由相应的专业出版社出版。此时出版社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人员编制有限,出版经费的“计划性”极强。不少获得国家研究大奖的成果想要出版,还需要作者主动跟出版社的编辑与领导沟通,期冀能尽早列入选题计划。

  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出版一本书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便宜。出版管理也逐步松绑,市场经济特征逐步显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社逐步成为自收自支、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教育出版、大众出版显现出了巨大的市场活力,两个出版领域得到了长足发展,从业人员从物质上获得了极大的回报、事业上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由于市场经济的规律与专业出版的特性,不少专业出版的编辑纷纷选择离开,或转岗从事教育与大众出版,或辞职成为民营书商。进入21世纪,金融、地产、传媒、高科技、考古等行业高速发展,基础研究也逐步在向应用研究转变。又有不少专业编辑选择离开,有数学专业背景的深造后进入了金融、证券行业,有考古专业背景的转行从事了古董鉴定、艺术品行业……

  很长一段时间,出版单位的出版范围有严格界定,不能“跨界发展”。转企改制后,出版单位成为了市场竞争的主体,绝大多数出版范围被打破,学术著作出版资源也一步步向少数几个有教育与大众出版创造的雄厚家底的出版社集中,其他大部分出版社减少了甚至已经退出了学术著作出版业务,相关人力资源也进行了重新分配。比如:医药学类学术著作向人民卫生出版社、人民军医出版社等集中,天文、地理、生物类向科学出版社等集中,通信、电子、计算机类向人民邮电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等集中……

  在出版单位内,负责学术著作出版的员工,一般都具有比较高的学历、较长的学龄与工龄、较深的学识。出版单位处在事业单位时期时,这类员工在出版社的岗级与收入都比较靠前,属于出版单位的核心人才。转企改制后,出版单位的绩效与薪酬管理发生了较大变化,更加重视员工给公司创造的利润。于是,负责学术著作出版的编辑与教育、大众类书刊编辑之间的收入差距一下就被拉大。高知识含量、低附加值的工作与更低价值的回报,开始困扰专业编辑群体。面对经济压力,不少专业编辑的职业发展轨迹至此发生了较大改变。

  因此,出现了当前出版社普遍稀缺40-50岁年龄段仍然处于业务一线、非管理岗位的专业出版编辑。

  近年来,支持学术著作出版的经费大幅提升。伴随着教育出版、大众出版领域的市场逐步成熟规范、利润率逐步下降,加之数字出版的迅猛发展,专业出版的市场潜力渐渐被发掘与利用起来。而本应该逐步走向成熟的专业出版编辑,在过去20年里却长时间、大批量流失,诸多后果正在逐步显现。

  二、学术著作选题评价体系逐步由社会效益的定性评估向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综合定量评估完善。

  由于学术著作内容比较专业、深奥,专业出版编辑判断一个学术著作选题的好坏,一直以来都是首先从作者(国内)的职称级别、单位背景、以往学术成果等方面考虑,其次看内容水平与稿件质量。

  转企改制前后,一些规模较大的出版单位为了提高学术著作选题的管理水平与企业收益,制定了对应的选题评价体系,开始对作者进行量化评估,并且更加注重对出版项目利润及利润率的分析测算,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选题量化评估系统。

  比如,国内一些大型专业出版社把作者的职称级别分为以下七个级别,并分别赋值:第一级别,院士及国家级奖项的获奖专家、社科院学部委员;第二级别,教育部一级教授;第三级别,准院士(在本领域重要的学者,国家级重大项目主持人)、长江学者、百人计划、教育部二级教授、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第四级别,博导、研究员、教授、正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第五级别,有突出成就的准教授级作者(获得过国家级奖励,或主持过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社科规划办、教育部、科技部的重点项目);第六级别,副教授;第七级别,副教授(不含)以下。

  把学术成果分为:第一级别,成果获国家级大奖二等奖(含)以上;第二级别,成果获国家级大奖三等奖;第三级别,国家级成果(973、863、十一五重大专项、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第四级别,获国家级出版基金支持;第五级别,基金委重点项目;第六级别,部委办成果,基金委面上项目;第七级别,省级规划项目;第八级别,省级以下项目,但有较大市场或较好的发展前景。

  有的出版机构还考虑学术著作的规模效应,比如是否同时推出一大套书,或是一系列丛书。

  在量化经济效益方面,出版单位主要衡量利润与利润率两方面因素。由于学术著作属于长尾、小众图书,出版单位还比较注重基金资助费用、作者承包销售收入等等,以减小运营风险。

  总之,学术著作出版单位一般都有适合自身选题评价的体系,该体系主要由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下面又有很多具体的参考项,可以定性与定量评估。不同出版单位的选题评价体系间的区别主要是具体参考项内容及权重不同,从而影响到选题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权重不同。

  三、学术著作的内容题材逐步由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向交叉、应用研究方向为主转变。

  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研究,但又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研究。应用研究总是在一定理论研究基础上展开的,并且可以证明检验、促进理论研究。目前,一些传统学科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理论研究也比较完备,跟生活生产联系比较紧密,因此应用研究显得非常迫切,大量学术成果涌现。随着应用研究的发展,某些领域逐渐完备,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近几年大量获奖的学术成果、来稿的学术著作两方面来看,我国应用研究的数量与规模越来越大。这种改变给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学术著作编辑要熟悉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前沿态势。阅读学术期刊、参加学术会议、参与学术研究是比较好的途径,但时间、精力、费用都需要额外付出,短期内会降低劳动效率,增加公司运营成本。不少出版单位也提供上述的福利待遇,但多数出版单位只提供给业务级别较高的编辑或是中高层管理人员,一般编辑较少有机会获得。

  其次,需要多个学科的编辑们相互协作。应用研究的综合性、交叉性比较强,这导致了一部书稿需要由多个学科编辑去审校,因此需要提高编辑运作出版项目的统筹能力与协调能力,严格要求内容文字的统一性与结构的完整性,等等,这些都对编辑的项目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应用研究多涉及专利技术等商业利益,需要编辑对负责出版的学术成果背景有深入、全面的了解,防止作者方为了商业竞争与利益,出版存在问题与瑕疵的学术著作。尤其是面对较高的出版资助费等优厚条件时,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须找有关专家对内容把关。

  学术著作出版的变化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与符号。随着出版单位市场主体的确立,市场竞争机制的逐步完善,出版规章制度渐渐科学严谨,学术著作出版会逐步规范,并走上高水平、高层次、高质量的发展道路。

  (作者单位系中国旅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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