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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难买》:当金钱介入不该进入的领域

《千金难买》 [美]M.J.桑德尔著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年4月出版  明码实价,这些交易发生在哪里?是在非洲吗,在菲律宾吗?不,它们发生在市场交易最发达的美国。在那里,交易伸展到了市场以外的领域,发展到了桑德尔(Michael Sandel)教授认为忍无可忍的地步。在他的新作《千金难买——市场的道德限度》(What Money Can't Buy——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里,桑德尔劈头盖脑提出一大堆问题,来挑战市场,基于金钱的交易是否过了头? 桑德尔的火爆姿态,一反其温文尔雅的格调,激起我的兴味,新书到手一口气读完,也是我多年来未有过的。国内的读者对桑德尔应该已经相当熟悉了,他的《论正当》(据我的理解,译成“正当”比“正义”更贴切,因为讨论大多是分配上的公平性)的中译本很畅销,那本书是他的同名课程的演绎和辅助读本。该课程被评为哈佛大学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课,十余年来已有一万多学生上过。而且绝无仅有,在全世界的哈佛校友中竟有五千人要注册补读他的课。因为是本科的公共课,以引入框架和方法论为主,桑德尔讲解时非常平和,娓娓道来,对学生的问答也是循循善诱,所以看他讲课的录像,并不容易明了桑德尔本人的观点和取向(有兴趣的读者很容易在网上找到他十几集的录像,带有中文字幕)。而《论正当》一书,也是在全面介绍了正当和道德的三种理论基础,即边沁的效用学说、康德(及罗尔斯)的道德律令学说、亚里士多德的善的公共生活学说之后,直到书的第九章(结论前的最后一章)“彼此怎样相处——忠诚的悖论”,教授才亮明自己的立场。 简单地说,桑德尔服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认同正当是有其目的性的(teleological),对和错、权利和责任的界定,在于找到什么才是社会实践的目的、旨归、本质;对于正当的讨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崇仰和褒奖“对”的和“正当”的目的,排拒和惩戒“不正当”的目的;正当和符合道德的公共生活,是努力以“对”的动机,以“对”的方式,在“对”的时机,对“对”的人做“对”的事到“对”的程度。(“do the right thing to the right person, to the right extent, at the right time, with the right motive, and in the right way. ”) 桑德尔提出质问,市场和“公共广场”有别,在市场中有效的交易,是否也能适用于公共品或半公共品的分配?属于公共广场的物品或价值(比如健康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安全秩序、司法正义,以及荣誉名号,等等)是否也能用金钱进行交易,而且不产生其他的负面效应?换言之,市场的交易有没有效率和道德的限度?桑德尔的批评是从两大方面着手的:一、扭曲效率;二、导致腐败。他得出结论说,经济分析要是越过了市场的界限,所谓“捞过了界”,很有可能误导人的行为和造成公共政策的谬误。 书中有很多的举证,囿于篇幅,这里只简单介绍我们比较熟悉的。 排队和有序等候服务是成熟社会和公民的惯例,自不待言。但桑德尔发觉,美国越来越多付钱雇人替自己排队以取得服务许可的事情。这是否正当?在本文开头列出的公关公司雇人站队(每小时付费十五至二十美元),来取得国会听证会的入场券之外,他讨论了一个更寻常的现象:纽约市中央公园一年一度公演莎士比亚戏剧,由市政府赞助免费招待市民和游客。因为受欢迎,想看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座位,一般得排很长的队,你才有可能领到免费票。于是,从请人帮忙站队,出钱雇人排队,发展到后来免费票的“均衡价格”:转让一张票,你得出一百二十五美元。很多市民投诉抱怨,这种状况不正当,报纸媒体和政府官员也参加到讨论的行列。 有经济学家指出,用市场来分配票子,平衡供求,是最合理的。理由是一、看演出的人没有减少;二、票子给到了最渴望看莎剧的人,因为他们出的价格甚至超过了百老汇的演出(大约一百美元一张);三、愿意出价买免费票的人,不但证明他们对莎剧的喜好超过了价格,而且节约了成本。因为亲自排队的话,每小时的成本(时间+麻烦)肯定要高于十五美元;四、被雇用来站队的人大多为低收入者,还有不少是流浪汉,每小时十五美元对他们是很不错的贴补; 五、居间交易的票贩子活跃了市场交易也增加了收入,对市政收入会有贡献。如此等等,说明免费票的有价转让提高了纽约市的整体“效用(utility)”。 桑德尔则从两方面展开他的批驳。 效用不是提高而是被扭曲了。市场通过价格来分配票子,并没改变观众的人数,只是改变了谁能来看戏。出价高的人是否从中得到了更多的效用?未必。如果说某一个人在到百老汇看戏,还是到中央公园看免费公演,或者去馆子喝咖啡之间,价格高低能指导他作更优的选择,还有些道理的话,在不同的人之间就很难这样来衡量。难道收入高的人从看戏得到的满足,就一定高于收入低或不愿出高价的观众吗?反过来看,是否可以认为低收入观众(钱的边际效用较高),出了同样的票价就说明他从中得到的满足超过了高收入观众?再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因为高收入观众的时间机会成本较高,他出同样的价格看戏三小时,成本要高于低收入观众的三小时,因此获得的满足就不及低收入观众了呢?所以,用价格分配来增加效率的说法,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市场交易越过了限度,分配不该用价格来分配的座位时,必然会导致(公众品质的)腐败,这是桑德尔批评的主要着眼点。纽约市要用纳税人的钱来举办免费演出,目的显然不是增加收入。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区分谁更有需要或更有能力欣赏,从而产生更多的社会效用,政府采用了公认的公平方法:排队先到先服务。花钱购买别人站队代领的服务不但有违市政府的初衷,而且破坏了排队等候服务方法的正当性。不惟如此,买票的人可能以为既然已出足了排队价,就能理直气壮,而不再有道德上的歉意;他甚至进而认为,付钱给了票子黄牛,间接也增加流浪汉的收入,还做了件好事呢! 至于雇人站队领取法庭公审旁听票或国会听证会入场券,引起的腐败效应就更厉害了。 目前在国内,类似的情节更泛滥也更严重。要说雇人排上几天的队去拿新开楼盘的选房号还说得过去(毕竟是商业交易),但是雇人排队代领公立医院的就诊挂号,道德上的含义要复杂许多。出得起价码的病人的需要,难道就一定更重要更紧迫?这类行为导致的腐败也不断加重。随着专家门诊、专家中的专家门诊挂号费越提越高,他们的服务质量并没有相应的改善,甚至在下降,忙起来也就五分钟打发一个病家。在开心或换肾等手术方面,黑幕就更深重了。器官以更高的价码和赢利在交易,而不是用在更早排队等候的病人身上。其中的不正当,问一下器官的捐助者就能明白。拿笔者来说,同意在身后捐出自己的器官。不过试想,当你知道自己的心肝、肾脏、角膜将落到出得起最高价码的富人身上,你还会有信心乐意捐出器官吗? 其他的批评,比如付钱给小学生读书,多读一本两块钱;多出赞助费,就能进名校就读;重金雇人打仗 (目前在阿富汗的雇佣兵人数超过了美国军人),多付费就能在监狱里享受特殊待遇 (目前美国的监狱相当一部分已经外包给私人公司在经营),“创收”的门道不一而足。桑德尔严厉抨击,这类变相的“设卡收租”,正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般的恶化,当金钱交易介入了不该进入的领域,效率和公正都会一齐下坠! 桑德尔愤怒的对象,是他的“同事和朋友”、曾为哈佛大学校长的萨默斯。桑德尔大段引用了萨默斯的“经济学怪论”,他指斥说,不少经济学家倡导以效率和效用的名义,靠价格提供“激励”来分配公共品,其实是股“黑潮”,公民社会涣散和解体的种种“不正当交易”之能大行其道,这类激励和效率的理论是难辞其咎的。 然而,桑德尔在书中却没能讨论,怎样操作才能比以价格为指引的市场交易行为更正当和更有效?事实上,在第五章“冠名权”讨论了靠金钱来支配“名号”的做法,也不是正当的之后,全书戞然而止。他没能给出更妥当的运作方法,也没有提出结论性的意见,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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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meng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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