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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举行第二十八讲

  中国出版网讯 8月27日上午,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 作表率”读书活动主题讲坛今年第八讲(总第二十八讲)在新闻出版总署多功能厅举行。本次讲座特邀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研究员,作了题为《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精彩报告。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副署长孙寿山,总署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孙文科,总署出版管理司司长、全民阅读办公室主任吴尚之,总署机关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安立春等同志出席讲坛。

中央国家机关读书活动举行第二十八讲 (邓杨/摄)

  开讲前,讲坛主持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介绍了本期讲坛的有关情况。他讲到,本期讲坛的主题是《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什么要选定这个主题呢?一个最朴素、最直接的目的是想帮助大家读一点辛亥革命方面的书籍。第二个目的,在我们纪念建党90周年的辉煌历史之后,还应该纪念辛亥革命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响划破长空。在中国社会历经“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候,辛亥革命身负“起共和而终帝制”的使命,揭开了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壮丽画卷,开启了古老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从本期讲坛的主题也可以看出,就是要寻找和探讨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两个伟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什么样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供了什么样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中国共产党吸收了辛亥革命什么样的积极成果成为精神武器,吸取了辛亥革命什么样的教训而找到了自己的理论昄依、实现了自己组织的建立?

    郝振省介绍到,金冲及先生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常务副主任、研究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会长,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著有《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等重要著作,合著《辛亥革命史稿》、《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等,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

  金冲及先生学养丰厚、知识渊博、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深刻揭示了三大历史事件前后相继、一环紧扣一环的发展过程。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研究员 (邓杨/摄)

  一、辛亥革命

  党的十五大指出,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对辛亥革命的很高评价,明确了它的历史定位。把辛亥革命看作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的历史功绩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但近代以来遭受苦难实在太深重了。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丧失独立国家拥有的完整主权和尊严,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十九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后,这种民族危机急遽地深化了。中国会不会亡,像一块巨石那样沉重地压在所有爱国者的心头。而那时统治中国的清朝政府却是个一味媚外、专制、腐败无能的政府,并加紧对民众的压迫和盘剥。

  为了挽救这垂死的民族,中国人做过多种尝试: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变法、义和团等等,最终都失败了,没有能给中国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和出路。

  孙中山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面对近代中国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他提纲挈领地提出三个基础问题: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也就是他所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且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它。这些主张,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人这样提出过,深深地影响了不止一代中国人。同一时期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比他说得更深刻,但要作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没有人能同他相比。

  当然,作为先行者,孙中山还存在严重弱点:他提出了这些目标,却没有真正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对这些目标的理解和后人也不尽相同,更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的根本目标。但不管怎样,在中国人面前提出这些要求,并且成为人们相当广泛的共识,在历史上是迈出了很大一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仍把自己看作孙中山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孙中山讲的这三条,它跟我们今天的理解也并不完全相同。他提出了这个目标以后,怎么来实现这些目标?他也没有一下能够找到一条正确的、具体的道路,而且他也没有更长远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这些都是他的不足。但无论如何,在中国人面前提出这三大问题,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

  (二)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

  金教授指出,对这个历史性巨大变化的意义,人们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林伯渠在1941年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上曾写到:“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生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中国的封建社会可以说发展得相当发达,它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进行统治,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思想,把人的头脑牢牢地束缚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不管如何激烈,都没有触动君主专制制度这个问题。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朝政府,并且一举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封建社会经过长时期经营,编织成一个严密的统治网络,它的头就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一旦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尽管以后的袁世凯到蒋介石一个又一个政权轮流登场,旧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统一的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来,这为旧社会的崩溃和革命的最终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三)引起了思想领域内的深刻变化

  金教授将辛亥革命引起的思想领域内的变化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带来了民主精神高涨;二是带来了思想的一次大解放。

  民主精神首先是指国民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国家大事都由皇帝一人“乾纲独断”,老百姓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权利可言。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临时约法》中,孙中山特地叮嘱要写上一句话:“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虽然中华民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当家作主的现实,但民众的心理发生很大变化,觉得自己应该是国家的主人了。所以,各种社会团体纷纷成立,报章杂志空前活跃起来,群众活动蓬勃兴起。没有这种社会氛围和民众心理,七年多后五四运动的发生是难以想象的。

  辛亥革命使中国人在思想上也得到很大解放。皇帝在以前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打到。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不可阻挡。人们便大胆地继续向前探索了。

  辛亥革命在二十世纪历史上跨出了一大步,但它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遭遇。这是为什么?除了当时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外,当时的革命党人确实也存在严重的弱点:

  第一,他们缺乏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提不出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当清朝政府被推倒,民国建立起来,许多人便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第二,他们没有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特别是缺乏一场农村的大变动。这样,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便觉得自己缺乏实力,而容易走向妥协。第三,中国同盟会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意见分歧,很快出现争权夺利的现象。而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群众的核心,也难以使革命进行到底。一句话,缺乏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并依靠全国最大多数民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这是辛亥革命留下的根本教训,又是当时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路总是一步步走。走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和第三步。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为五四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重要条件。

  二、五四运动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五四运动是一个转折点: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此时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此时开始。

  对五四运动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前者指1915年《新青年》(最初名《青年杂志》)创刊,就是初期新文化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者指1915年5月,以巴黎和会中山东问题为导火索的五四运动。人们通常使用的是前者,但很容易忽略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时期中包括着以五四爱国运动为分界点的前后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这两个阶段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前一阶段在反封建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毕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以个人为中心的;而后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其转折是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先进分子中成为主流。

  (一)五四爱国运动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

  初期新文化运动以辛亥革命的反思为起点,也可以说是对辛亥革命一次思想领域里的补课。那时,民国虽然建立了起来,但政权很快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重新陷入黑暗的深渊。这是为什么?教训在哪里?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忙于反对清政府的政治行动,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许多国民的头脑仍被专制和愚昧所牢牢束缚着,缺乏科学和民主的觉悟。科学和民主,是专制和愚昧的对立物。它对各种旧思想起了有力的扫荡作用,为人们接受新思想准备了重要的有利条件。白话文也在这时得到有力地提倡,有助于把文化从少数人占有下解放出来,能够为更多平民所理解和接受。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第一篇真正以白话文从事小说创作取得的巨大成果。所以,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我们也应该给它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但是,初期新文化运动仍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下进行的,把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它强烈地反对“奴隶道德”,起着重大的进步作用,但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这样,仍不能给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指明真正的出路。

  (二)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五四爱国运动是以巴黎和会中山东问题为导火线。本来,不少人对西方国家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这次大战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但和会把德国在中国强战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依然是少数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一切的强权政治。迷梦破灭了,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运动中,一开始是北京有二三千人大游行,火烧赵家楼,随后迅速席卷全国,上海的工人发动了“六三罢工”,充分显示出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民众的思想越来越激进了。

  如上所述,五四爱国运动成为转折点。这以前和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先进分子中逐步成为主流。“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依然高举,而且有了新的更深刻准确的内涵:民主不只是少数人的民主,应该是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科学不只是一般的反对愚昧迷信,而且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和分析问题。这才是“转折点”。所以说,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

  三、中国共产党成立

  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1920年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在他们推动下,一些地方的早期党组织相继成立,但还没有中央机构和全国统一的组织。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毛选》最后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几句话分量很重,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共产党从它一开始就有着几个鲜明的特点,是以往中国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

  第一,它旗帜鲜明地以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自觉地用它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

  应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1920年11月,上海的早期党组织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就阐明了实现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党成立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意科学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1922年2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除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标志。”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已经八十多年了,但中国人长期对这一基本国情缺乏正确的判断,对革命的对象和目标也缺乏科学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便破天荒地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虽然最初还没有提到反对封建的土地制度),实际上阐明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这就使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对当时的国情有了基本的了解,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并且知道要分两步走。隔了近一个世纪回头来看,我们不能不赞叹这种全新的认识是何等充满智慧,它的影响是何等深远!

  第二,走向社会底层,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

  1922年,党在《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就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谈怎样到工人中去做工作。许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党员,纷纷脱下长衫,到工厂里去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人运动。

  大家知道,中国革命胜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在农村产生,而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诞生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这些党的领导人,都是先在城市里从事工人运动,然后再到农村中去领导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的。他们的思想是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的思想,有着远大的眼光和很强的组织力。这一条十分重要。没有它,就只能产生旧式的农民战争,中国革命也不可能胜利。这是为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一直到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事实所反复证明了的。

  第三,把党建设成一个有着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成为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

  金教授指出,革命事业要在极端艰难而复杂的环境中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能够团结最广大人民共同奋斗的坚强有力的核心力量,否则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我们党的队伍的建立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过不断的分化和重新组合。出席一大的十二名代表,有的始终坚持下来,成为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董必武;有的英勇牺牲了;有的中途脱离了党;还有的成为叛徒,被清洗出党,如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党正是在这个不断洗刷和筛选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坚强有力。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甚至在遭受严重挫折的状况下,始终摧不垮、打不散,直到夺取最后的胜利。

  这三条,的的确确是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拿它同辛亥革命留下的三条教训相比,更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没有丝毫的夸张。

  在互动问答环节,金冲及教授现场就如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汲取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等问题作了精彩解答。

现场签名 (邓杨/摄)

  最后,主持人郝振省对本期讲坛做了小结。他指出,金教授精神矍铄、侃侃而谈,不需讲稿、娓娓道来,并且铿锵有力,带点宁波口味,这是今天讲坛的第一大亮点,让我们晚辈感到敬佩。先生解放前在复旦大学加入地下共产党,由一名青年共产党员成长为党史专家和史学大家,是讲坛的第二大亮点。更重要的是,先生讲到了辛亥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在于当时列强的贪婪侵略和专制政府的无能与压迫,特别讲到《马关条约》及两亿三千万白银的赔款、《辛丑条约》及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两个数字让我们感到当时的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民不聊生。金先生讲到了辛亥革命不仅从胜利和失败两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争得了重要条件,而且一定程度地从思想上和队伍上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我们早期的共产党人,为数不少就是辛亥革命的拥护者和参与者。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在指导思想的选择、深入社会基层的方向、对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追求和强调等方面,就有着不同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点。

  金先生以丰富的史料、鲜明的观点和对问题的辩证分析,深刻阐述了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使我们能够更加科学地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从而对党和国家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对我们从事工作的价值有更加清醒深入的认识,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大收获。

  主持人介绍,2011年第九讲(总第二十九讲)读书讲坛定于9月24日举行。届时将由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青岛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卞祖善先生主讲《贝多芬交响乐综述与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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