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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东讲传统谈新闻(13):党的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下)

  在同人民网编辑商讨“讲传统谈新闻”这个专栏的结构时,初步拟定二十讲,作为第一阶段。在二十讲里用两讲来谈党的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是因为这段鲜血写就的历史实在厚重、肃穆、可歌可泣,而据我了解,由于时间过去七十多年,今天,人们已不大知道了。

  我从父亲的回忆和有关文章、资料中,找到了这样一些描述,有的平实客观,有的惊心动魄。

  关于八路军总部的突围战役,史料记载很少。在山西辽县县志中,这样写道:“1942年9月18日,辽县、辽西县合并,正式更名为左权县,纪念在本年五月“反扫荡”战役中英勇牺牲在辽县麻田的左权将军。”

  这不是一场胜仗,八路军总部在这次战斗中吃了大亏。没有一份材料能够表明,被包围的八千人中,到底有多少人牺牲,唯一能肯定的是,那不是一个小数。

  新华社有关资料是这样记载的:“1942年5、6月间,日本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纠集三万多精锐部队,突袭我八路军总部,进行‘铁壁合围’。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四十多位同志在突围中英勇牺牲。”

  前面讲过,抗战期间,《新华日报》(华北版)与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是“报”、“社”一家,《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科就是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编辑部。新华社当时处于发展时期,“报”“社”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报社记者编辑也是新华社记者编辑。新华社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共有一百一十多位新闻工作者殉职,在这次突围中就牺牲四十多人,将近二分之一,可以想见战争的惨烈。前面提到的报社经理部秘书部主任黄君珏的牺牲,尤堪追忆。

  黄君珏是湖南湘潭人,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在突围战中跳崖牺牲,英勇殉国。在对黄君珏事迹的介绍中,她的爱人王默磬的一封给其岳父的信,是一封不同寻常的家信,记述了妻子殉难的过程。王默磬也是报社工作人员,当时他身负重伤,奄奄一息,就倒在离黄君珏不足五十米处。侥幸的是,他活了下来,成为八路军总部突围中见证那惨烈史实全过程的人。他在给他的岳父黄友郢老先生的信中这样写道:

  “夜九时,敌暂退,婿勉力带伤行,潜入敌围,寻到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微锁,侧卧若熟睡,然已胸口不温矣。其时婿不知悲伤,不觉创痛,跌坐呆凝,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渐握渐紧,终不可脱!山后枪声再起,始被惊觉,时正午夜,皓月明天,以手掘土,暂行掩埋。

  吾岳有不朽之女儿,婿获贞烈之妻,慨属民族之无上光荣!”

  而从敌人对此战的记录看,日本防卫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华北治安史》中,详尽记录了日军围剿八路军总部的作战行动,并且提及了神秘诡异的杀人挺进队。

  

  《华北治安战》 

日军“杀人挺进队”伪装成八路军

  晋冀豫边区肃正作战(C号作战)

  (5月15日—7月20日)

  敌情:共军第18集团军总部(即八路军总部)及129师仍盘踞于晋冀豫边区的山岳地带(太行军区)及沁河中游的河畔地带(太岳军区),屡次巧妙避开日军讨伐的锋芒,企图扩大其势力。

  第一军于5月8日下达了第一期作战命令。

  ……

  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对涉县北面的共军根据地,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第36师团进其西面和南面,从而完成了对共军的包围圈。

  24日晨,各兵团同时开始进攻,在各地与大大小小敌人发生战斗,追击包围圈内的敌人。

  26日,第三旅团正面的敌人继续进行顽强抵抗,而36师团正面的敌人,已经击溃四散逃跑。

  《华北治安史》中是这样介绍杀人挺进队的:根据第一军的要求,第36师团的两个步兵联队分别编成“特别挺进杀人队”,其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金永德、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方向及所隐藏之军需品。

  我们可以从中想见这场战斗的惨烈。冈村宁次调集了最精锐的部队和空中支援,组织了从暗杀到围剿的周密计划,企图一举歼灭八路军首脑机关和有生力量。

  在1942年5月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日本人追杀着八路军数千人的后勤机关、学校、报社、医院、剧团等。但是,如《华北治安史》中所承认,日本军队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是保护总部突围的作战部队。

  这支八路军作战部队的人数很少,所有资料表明,可能不足三百人。三百人对两万人,还有被敌两万精锐部队包围追杀的八千之众八路军文职人员,这场仗很难想像怎么打。

  担任掩护的部队营长姓李,敌人的枪炮声已迫近总部,李营长心急如焚,一次次请求总部首长立即转移。性格倔强的彭老总一直不走,他要所有的总部机关撤离后再离开。总部副参谋长左权下令牵来了战马,他和几个警卫人员把彭老总架了上去。这时候,敌人的飞机已经在南艾铺上空盘旋,左权指挥着大队人马向后山撤退,左权走过李营长的时候,停了下来。

  

左权将军

  左权沉默了一会儿,说:明白你的任务吗?

  李营长说:明白。

  左权问:哪一年入伍?

  李营长说:三零年。

  左权说:谢谢。

  李营长这三百多官兵是全部阵亡了还是有人杀出重围?没有记载。李营长本人在激战中一次打退敌人时,眼睛已被血糊住,他倔强地站起来,摸索着把露出的肠子塞进腹腔,满怀希冀地问战友:鲁艺的同志呢,都冲出去了吗?而那些被围追的人,从悬崖纵身扑向大地。深谷接连不断地回响着物体坠落和撞击的声响。他们有儒雅的学者也有稚嫩的少女,他们是身怀六甲的母亲也是敦厚平实的工人,他们选择尊严的时候也选择了死亡,而且选择得从容不迫。

战斗中的女新闻工作者

  在生还者的回忆中,这样的场景令人震撼:人们向峭壁走去,那儿站着一个年轻人,他拉着一匹正在惊跳的骡子,他的眸子在落日里闪闪发亮。

  “有枪的留下,没枪的跳崖!”

  峭壁下面是一条深谷,大约有两公里长,据当地的老乡说,当年这条峡谷里到处是殉难的八路军人员的尸体,还有拉下去的骡和马。他们视死如归,什么都不留给敌人。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记录悲壮的1942年——

  这一年太行区是在严重的天灾、人祸中度过的。人祸极重,来自敌人。经过几年的较量,敌人发现摧毁根据地、特别是消灭八路军主力十分困难。但它亡我之心不死,一方面在敌占区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加强镇压和搜刮,断绝敌占区人民支援根据地军民进行抗战的任何可能;一方面加紧对根据地“扫荡”,彻底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消灭抗战军民的斗争条件。抗战前几年,敌人在春耕、秋收时必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其战略目标是消灭或削弱我抗战有生力量,同时破坏我军民生死攸关的农业生产。1942年敌人对太行根据地边沿区的小规模“扫荡”从未间断,大规模“扫荡”也在调整部署后接踵而来。新闻、文化机关一般都位于腹心区的安全隐蔽地区,过去反“扫荡”很少遭受损失。这一年,《新华日报》竟牺牲总编辑何云、编辑黄中坚、缨乙平等四十六位同志,占全社人员五分之一。诗人高咏、作家蒋弼、乔秋远当时已很有名气,和我同被推为晋冀豫文联理事,也在反“扫荡”中牺牲。

  我作为随军记者参加过不少战斗,基本是伏击、奇袭,就是说,发挥我军主动、隐蔽、灵活、快速的特长,主动进攻,打了就走,总是处于主动地位,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胜利。这次不同,陷入敌人合击圈,被重重包围,完全被动。当时六架敌机擦着山头低飞,疯狂轰炸扫射,石破天惊,山鸣谷应;重要山口都被敌人火力封锁,机枪声如骤雨一般;声如巨雷的山炮、迫击炮的轰鸣,更使战斗经验较少的同志心神震动。马嘶人涌,万分紧张。

  左权将军亲率少数警卫部队,以一当百,拚死抗击,逐山争夺,掩护彭德怀将军和机关人员突围。左权身穿缴获的日军黄呢大衣,目标十分明显,临危不惧,抵前指挥,被敌迫击炮弹击中,壮烈殉国。各单位非武装人员互不统属,面对险恶处境,仍然沉着镇定,服从警卫部队指挥,分散突围或就地隐蔽,尽量减少被围受击的损失。敌人在太(行)北合围圈内“抉剔清剿”数日,于6月初将作战重点逐步移到太(行)南、漳(河)北。我跳出包围圈的主力部队相机转回内线,配合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于6月19日将窜入腹心区的敌军全部击出根据地。

  敌人这次“扫荡”作战,用兵之多,来势之猛,手段之狡猾狠毒,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因我也有准备,敌在我腹心区肆虐月余,虽使我一些人员、物资遭受损失,但远未达到“聚歼”我主力部队和指挥机关的罪恶目的。7月1日,我领导机关在八路军总部驻地举行“太行纪念抗战五周年、追悼左权将军暨诸死难烈士、庆祝反‘扫荡’胜利大会”,彭德怀将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已于1940年从太行回延安)、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朝鲜革命先辈金白渊、日本觉醒联盟代表新川等先后讲话,表示“继承先烈遗志,用最积极最勇敢的战斗行动为先烈复仇,直到日本法西斯彻底消灭,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全区人民化悲痛为力量,是对敌人这次残酷“扫荡”的有力回答。

  《新华日报》在反“扫荡”中遭受惨重损失。总编辑何云壮烈牺牲,编辑缪乙平、黄中坚,管委会秘书长杨叙九和医生、会计、印刷厂工人等四十六位同志多数在战场牺牲,有的被俘后在监狱和刑场牺牲。这些烈士年纪最大的牟忠衡,五十岁,是一位工作出色的炊事员;年纪最小的魏天文,十三岁,他本来不到人伍年龄,《新华日报》住在武乡县他的家乡时,他要“打日本”,“学文化”,哭着闹着要参加报社工作。报社领导为他的挚意感动,破格吸收他在报社当公务员。同志们把他看成小弟弟,工作之余就教他识字学文。这个小同志工作、学习都很积极,不想小小年纪死在日本法西斯屠刀之下。随队携带的铅字、小型印刷机,连同驮骡全部损失。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抗日根据地,这是很难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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